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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整版頌揚毛主席:歷史終于回歸正途
雙擊自動滾屏 發布者:hnzr 發布時間:2017-9-11 閱讀:1849次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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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漸漸清晰,終將回歸正途

  還原真實的歷史,還原毛主席在人民心中最真實的面目,還原被扭曲的對毛主席的認知,讓歷史清晰。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負有的責任!

  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面對一個世界進入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時期,在這樣的嚴峻的斗爭形勢之下,讓中國回歸正途。

  

  總之,新的歷史起點,新的世界!要賦予新世界生命,就要認清舊世界的真實面目!

 

  人民日報整版刊文:《文章大家毛澤東》

  

  全文如下:

  

  今年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他離開這個世界將近37年,對他的功過已有評說,但對作為文章家的他還研究不夠,這筆財富有待挖掘。毛澤東說,革命奪權靠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他自己卻從沒拿過槍桿子,筆桿子倒是須臾不離手,毛筆、鋼筆、鉛筆,筆走龍蛇驚風雨,白紙黑字寫春秋。那種風格、那種語言、那種氣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紙背的,只有他才會有。中國是個文章的國度,青史不絕,佳作迭出。向來說文章有漢司馬、唐韓柳、宋東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競秀。毛澤東算一個,是歷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與氣勢

  

  毛文的特點首在磅礴凌厲的氣勢。

  

  陸游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文章之勢,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氣、行事之勢。勢是不能強造假為的,得有大思想、真見識。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純文人,一是政治家。純文人之文情勝于理,政治家之文理勝于情。理者,思想也。寫文章,說到底是在拼思想。

  

  只有政治家才能總結社會規律,借歷史交替、風云際會、群雄逐鹿之勢,納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揚自己的政見。毛文屬這一類。這種文字不是用筆寫出來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會實踐的結晶。勞其心,履其險,礪其志,成其業,然后發而為文。文章只是他事業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須、鳳之尾。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段落來看毛文的氣勢: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內撰寫《論持久戰》

  

  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的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民眾的大聯合》)

  

  這還是他在“五四”時期的文章,真是鴻鵠一飛,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顯看出,這里有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影子。文章的氣勢來源于對時代的把握。***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整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能高瞻遠矚,甚至力排眾議,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當黨內外對農民運動頗有微詞時,他大聲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井岡山時期革命處于低潮時,他卻用詩一樣的浪漫語言預言革命高潮的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抗日戰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苦悶、動搖時,他發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指出“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再看解放戰爭中他為新華社寫的新聞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二十一日已有大約三十萬人渡過長江。渡江戰斗于二十日午夜開始,地點在蕪湖、安慶之間,國民黨反動派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遇著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斗志,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發,直取對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萬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占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諸城進擊中。人民解放軍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斗,堅決地執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

  

  我軍摧枯拉朽,敵軍紛紛潰退,長江風平浪靜。你看這氣勢,是不是有《過秦論》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屆政協會議上的致詞: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是一個勝利者的口吻,時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國搞核訛詐,他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古今哪一個文章家有這樣的氣勢!

  

  為文要有丹田之氣,不可裝腔作勢。古人論文,講氣貫長虹、力透紙背。唐朝韓愈搞古文運動,就是要恢復漢朝文章的質樸之氣。他每為文前要先讀一些司馬遷的文章,為的是借一口氣。以后,人們又推崇韓文,再后又推崇蘇東坡文,認為韓文蘇文都有雄渾、汪洋之勢。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泉涌,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

  

  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他們的文章為什么有氣勢?是因為有思想,有個性化的思想。毛澤東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時代的思想,是一個先進的政黨、一支戰無不勝的隊伍的思想。他也論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黃河比:“文章須蓄勢。河出龍門,一瀉至潼關。東屈,又一瀉到銅瓦。再東北屈,一瀉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講堂錄》中說:“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無論才學,他都是立志要超過古人的,也的確超過了古人。如果說蘇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濤了。

  

  說理與用典

  

  毛文的第二個特點是知識淵博、用典豐富。

  

  我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重在繼承,小孩子從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書,先背一車經典,寶貝入庫,以后用時再一件一件拿出來。毛澤東青少年時正當五四前后、新舊之交,是受過這種訓練的。他自述其學問,, 從孔夫子、梁啟超到拿破侖,什么都讀。作為黨的領袖,他的使命是從外國借來馬克思主義領導中國人民推翻舊中國。要讓廣大民眾和黨員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國人熟悉的舊知識和人民的新實踐去注解,這就是他常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一種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論、傳統知識和革命實踐三樣皆通,缺一不可。特別需要對中國的典籍爛熟于心,還能結合當前實際翻新改造。在毛澤東的書中,幾乎隨處可見他恰到好處的用典。這有三種情況。

  

  一是從典籍中找根據,證目前之理,比如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是在一個戰士追悼會上的講話,作為領袖,除表示哀悼之外,還要闡明當時為民族大業犧牲的意義。他一下子拉回兩千年前,解釋我們這個民族怎樣看待生死。你看,司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馬遷的這句話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義,更廣為流傳。

  

  忠、孝、仁、義,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毛澤東對它們給予新的解釋:

  

  要特別忠于大多數人民,孝于大多數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處的,叫做仁;對大多數人利益有關的事情處理得當,叫義。對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吃飯問題處理得當,就是真正的行仁義。(《關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號召》)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弘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到經典中找方法,以之來作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毛澤東的文章大部分是論說文,是寫給中國的老百姓或黨的中基層干部看的。


所以,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證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這個典不一定客觀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戶曉,蘊含的道理顛撲不破。如七大閉幕詞這樣重要的文章,不但簡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講了一個《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將《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他這樣來闡述戰爭中的戰略戰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作智慧化身,鉆入鐵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會兒比作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講話中,他還從唐僧的堅定、八戒的吃苦、孫悟空的靈活概括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三大作風”。這樣重要的命題,這樣大的方針,他都能從典故中順手拈來,從容化出。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云集,歡聲笑語,毫無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進了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三是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隨手拿來一典,妙趣橫生。


在《別了,司徒雷登》中,他這樣來寫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產:“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這里用了中國古典散文名篇《陳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個孤立、無奈、可憐的樣子,永遠定格在中國人的記憶中。

  

  毛澤東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絕不賣弄,不故作高深地吊書袋。他是認真研究并消化了經典的,甚至認真到了考據癖的程度。如1958年劉少奇同志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人在外為官不帶家眷。他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后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這里引出一個問題:領袖應當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應該是一個博學的雜家,只是一方面的專家不行;只讀自然科學不行,要讀社會科學,讀歷史,讀哲學。因為領導一個集團、一場斗爭、一個時代,靠的是戰略思維、歷史案例、斗爭魄力和人格魅力。這些只有到歷史典籍中去找,在數理化中和單一學科中是找不到的。

  

  諷刺與幽默

  

  毛文的第三個特點是充滿辛辣的諷刺和輕松的幽默。

  

  人一當官就易假,就愛端個架子,這是官場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會說話。毛澤東是在黨政軍都當過一把手的,卻仍然嬉笑怒罵,這不容易。當然他的身份讓他有權這樣,但一些人就是灑脫不起來。權力不等于才華。毛澤東的文章雖然大都是嚴肅重要的指示、講話、決定、社論等,又大都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生成的,卻并不死板,并不壓抑。透過硝煙,我們隨處可見文章中對敵辛辣的諷刺和對自己人輕松的幽默。諷刺和幽默都是輕松的表現,是一種舉重若輕的動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銀針輕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難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這是諷刺;我可以長篇大論地闡述一個問題,但我不用,我只用一個笑話就妙解其理,讓你在輕松愉快中茅塞頓開,這是幽默。總之,是四兩撥千斤。這是一個領袖對自己的事業、力量和韜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現。

  

  先看他的諷刺。

  

  對國民黨不敢發動群眾抗戰,他說:可是國民黨先生們啊,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們的,它是中國人民生于斯、長于斯、聚族處于斯的可愛的家鄉。你們國民黨人把人民手足緊緊捆住,敵人來了,不讓人民自己起來保衛,而你們卻總是“虛晃一槍,回馬便走”。(《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

  

  遼沈戰役敵軍大敗,他這樣為新華社寫消息:

  

  從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內,蔣介石三至沈陽,救錦州,救長春,救廖兵團,并且決定了所謂“總退卻”,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睜起眼睛向東北看著。他看著失錦州,他看著失長春,現在他又看著廖兵團覆滅。總之一條規則,蔣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恥事業的滅亡。(《東北解放軍正舉行全線進攻》)

  

  他諷刺黨八股像“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真是個漫畫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擔軍國之重任,不知經歷了多少危急關頭、艱難局面,但在他的筆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極推手輕松化開。長征是人類史上少有的苦難歷程,他卻樂觀地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到文化的重要性時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正式發表時改為“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

  

  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大的理論問題,他說: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還要好,還要進步。(1956年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

  

  1939年7月7日,他對即將上前線的華北聯合大學師生講話,以《封神演義》故事作比:“當年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樣法寶。現在你們出發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是, 比興手, , 法,只借“三樣法寶”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黨代表會議上說“現在的世界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這是借《紅樓夢》里林黛玉的話,與原意無關,只借“東風、西風”這兩個字意。文章有意蕩開去,顯得開闊、輕松,好似從遠處往眼前要說的這個問題上搭了一座引橋。

  

  尖銳的諷刺,見棱見角,說明他眼光不凡,總是能看到要害;輕松的幽默,不慌不忙,說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貨。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人大擬決議給毛澤東授大元帥銜,他說:“我穿上你那個元帥服怎么下基層,免了吧”。這是一種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瀟灑和幽默!

  

  通俗與典雅

  

  毛文的第四個特點是通俗與典雅完美地結合。

  

  毛澤東是鄉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又是戰火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他在學生時期就受過嚴格的古文訓練,后來在長期的斗爭生涯中,一方面和工農兵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一方面又手不釋卷,和各種書包括文學書籍,小說、詩詞、曲賦、筆記纏裹在一起,須臾不離。他寫詩、寫詞、寫賦、作對、寫新聞稿和各種報告、電稿。如果拋開他的軍事、政治活動不說,他完全夠得上一個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一樣。毛澤東與他們的不同是多了與工農更密切的接觸。所以,他的文章典雅與通俗共存、樸實與浪漫互見,時常既有鄉間農民的口語,又能見到唐詩、宋詞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頭說古、娓娓道來,又如詩人江邊行吟、感天動地。

  

  請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這是他1916年在游學的路上寫給友人的信:

  

  今朝九鐘抵岸,行七十里,宿銀田市……一路景色,彌望青碧,池水清漣,田苗秀蔚,日隱煙斜之際,清露下灑,暖氣上蒸,嵐采舒發,云霞掩映,極目遐邇,有如畫圖。今夕書此,明日發郵……欲以取一笑為快,少慰關垂也。(《致蕭子升信》)

  

  這封手書與王維的《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徐霞客的《三峽》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時期的《祭黃帝陵》: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維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讓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尚饗!

  

  從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說,他學習韓愈文章是下過苦功的,如果需要他還可以寫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見,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為了斗爭的需要、時代的需要,他放棄了自己熟悉的文體,學會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說,講話要讓人懂,反對使用“霓裳”之類的生僻詞。請看這一段: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為人民服務》)

  

  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上

  

  再看這一段:

  

  此間首長們指示地方各界切勿驚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準備,就有辦法避開其破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今春敵擾河間,因我方事前毫無準備,受到部分損失,敵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務須全體動員對敵,不使敢于冒險的敵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華社消息《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準備迎擊蔣傅軍進擾》)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還不夠”、“切勿驚慌”、“就有辦法”等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語言,是一種面對面的告誡、談心。雖是大會講話、新聞電稿,卻通俗到明白如話。但典雅并沒有丟掉,他也有許多文字端莊嚴謹、氣貫長虹的文章。如: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

  

  而更多的時候卻是“既上得廳堂,又下得廚房”,亦莊亦諧,輕松自如。如:

  

  若說:何以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呢?那就有孫行者對付鐵扇公主為例。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訣”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論文、講話、電稿等何種文體,他都能隨手抓來一個形象,借典說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淺出。毛文開創了政論文從未有的生動局面。***是有大志的人,他永遠有追求不完的目標。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放下身段,當一個行吟詩人,當一個作家。他多次說過要學徐霞客,順著長江、黃河把祖國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個好斗爭的人,他有一句名言“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其實,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還有一個斗爭對象,就是文風。

  

  他對群眾語言、古典語言是那樣熱愛,對教條主義的語言、官僚主義的語言是那樣憎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把文風與學風、黨風并提,討伐“黨八股”,給它列了八大罪狀,說它是對五四運動的反動,是不良黨風的最后一個“防空洞”。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日報》發表長篇社論,號召正確使用祖國語言,他在改稿時特別加了一句:“我們的同志中,我們的黨政軍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中,我們的文學家教育家和新聞記者中,有許多是精通語法、會寫文章、會寫報告的人。

  

  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這一步,為什么我們大家不能做到呢?當然是能夠的。”(《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后來,我們漸漸機關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語言多了。他對此極為反感,甚至是憤怒,嚴厲要求領導干部親自寫文章,不要秘書代勞。他批評那些空洞的官樣文字:“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輩子都在與“黨八股”的壞文風作斗爭的。

  

  文章是一門獨立的藝術。細讀毛澤東的文章,特別是他獨特的語言風格,足可自立為一門一派。在大力倡導改文風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靜下心來研究一下他的文章。這至少有兩個用處:一是專門搞寫作的人可以從中汲取營養,特別是補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桿;二是領導干部可以向他學一點寫作,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領導的魅力。須知:打天下要靠筆桿子,治天下更要靠筆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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