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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名人
胡耀邦的悲壯人生!
雙擊自動滾屏 發布者:hnzr 發布時間:2019-12-30 閱讀:91次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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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墻”攝影家杜修賢在胡耀邦去世前九天所攝,照片上的胡耀邦略顯憂郁,反映當時的心境。這張照片被夫人李昭選為追悼會遺像。這是國家領導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為遺像,第一次室外拍攝的自然照,第一次穿西裝的遺像,也是國家領導人第一次使用沒有笑容的照片作為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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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西光的名字不為一般人所知,但他是中國改革開放標志性事件的重要參與者——1978年,楊西光在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時,參與組織修改和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引發全國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楊西光原是北大學生,參加過“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6年參加中共革命,其建國前的經歷類似《亮劍》中李云龍的政委趙剛。“太天真了”是胡耀邦下(過敏癥)臺后楊西光對他的評價。  

胡耀邦是“紅小鬼”出身,1927年,12歲的胡耀邦還在家鄉湖南瀏陽讀小學。9月20日清晨,胡耀邦和表哥楊勇等同學看到操場上聚集了很多當兵的,就嘻嘻哈哈地趴在學校圍墻的豁口上看熱鬧。他看到一個穿著白色土布褂子的高個子走到隊伍前高聲講話,打聽后才知道此人就是毛澤東,胡耀邦那天目睹的正是秋收起義。受此影響,不久胡耀邦參加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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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參加革命后,擔任過少共中央局秘書長,參加了長征。一直到1936年5月,毛澤東才第一次知道胡耀邦的名字,在瓦窯堡東征工作團總結會上,由于胡耀邦領導的工作團擴紅籌糧搞得最好,毛澤東向臺下問道:“哪一個叫胡耀邦?站起來給我看看。”至此受到毛的注意。1939年5月,經毛澤東親自推薦,胡耀邦擔任了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41年延安整風時,胡耀邦參加總參謀部的審干工作,葉劍英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由于胡耀邦沒有搞當時流行的刑訊逼供,沒冤枉好人,給葉留下良好印象。解放戰爭期間,胡主要在軍隊從事政治工作。

延安時期的胡耀邦

建國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區政委。1952年7月,胡耀邦被調到北京,當時風傳他將擔任政務院建筑工程部常務副部長。胡耀邦認為建國前的任務是革命,建國后的任務是建設,這個職務正是他喜歡的。正當胡耀邦躊躇滿志時,他卻被任命為團中央第一書記。事后胡才得知,當時團中央第一書記有兩位候選人:他和陳丕顯,毛澤東圈定了胡耀邦。當時干共青團工作沒有如今的“團派”這么風光。胡耀邦私下有些牢騷:“我的兒子都這么大了,還讓我做青年團的工作?”

年輕時的胡耀邦和夫人李昭

1962年,胡耀邦帶職下放到湖南湘潭,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與華國鋒共事一年多。1964年底,胡任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書記、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文革中,胡耀邦受到批判,在批斗中生病,幾有生命危險,幸好被到西安視察軍事工作的葉劍英解救。胡耀邦以請假名義回京,西北局知道是葉帥要帶他走,不敢阻撓,于是胡搭乘葉的軍用專機回京。回京后基本上處于挨批斗和靠邊站的狀況。

(1953年9月毛主席(左)、羅瑞卿(右)、胡耀邦(中)在北京西郊合影)

此后胡耀邦曾有三次復出的機會,其中兩次是毛澤東暗示,只是他不肯違心承認“錯誤”,最后都被他主動放棄。胡耀邦在1975年送給兒子胡德平的《水滸傳》第一頁上,鄭重抄錄了列寧《紀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話:“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與之作斗爭的奴隸,是革命家。不意識到自己的奴隸地位而過著默默無言、渾渾噩噩的奴隸生活的奴隸,是十足的奴隸。津津樂道地贊賞美妙的奴隸生活并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 

坦率地說,胡耀邦雖然是著名的“紅小鬼”之一,但在開國璀璨的星河中并不引人注目。不要說他的表哥、“三楊”之一的楊勇上將,就與比小他一歲、同為“紅小鬼”出身的肖華相比,也相差很多。參加革命后,胡耀邦和肖華都是做少共和政治工作,兩人都有極好的口才(肖還過之),都酷愛讀書。但肖華16歲就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青年部部長,17歲任國際少共師(后隸屬紅一軍團)政委,是正牌的“雙一”出身,也是毛澤東的愛將。抗戰時期是有名的“娃娃司令”,38歲成為共和國最年輕的上將,寫過著名的《長征組歌》,被稱為“儒將”,是軍內最富傳奇色彩的將軍之一。

胡耀邦全家福

70年代以前,胡耀邦遠沒有肖華風光,但是比起人品來,這位肖華就差多了。整彭德懷時,他是最起勁的人之一。其他人多為隨聲附和,而肖華卻“獨辟蹊徑”,誣陷彭德懷里通外國,他所能拿出的唯一證據是1958年彭德懷訪蘇,和赫魯曉夫同桌吃飯時沒有我方的翻譯。這個帽子被毛順手扣在彭德懷頭上,一直到死。整羅瑞卿時,肖華也是最起勁的人之一,包括文革中批鄧。總之,每次黨內整人,他莫不爭先。文革中因被林彪和江青打倒,文革后又成了反對林彪和“四人幫”的斗士。肖華因整人太多,加上私生活不檢點,被他整過的老干部們總結他“政治上是一個政客,生活上是一個嫖客。”只是因為文革時肖華確實因不愿被林彪拉攏、和江青關系不好而打倒,還算有氣節,所以因禍得福,死后能進八寶山,被稱為“杰出的共產主義戰士,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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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華(1916年1月21日~1985年8月12日),又名肖以尊,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瀲江鎮肖屋村客家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參加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長征、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空軍政委、總政治部副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正因如此,文革后,胡耀邦受到鄧、葉的重用,而肖華被送到偏遠的甘肅去“戍邊”。1981年被元老們看作年輕同志的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改為總書記),比胡還小一歲的肖華則在1983年被安排到政協做副主席養老,名義上雖進入國家領導人行列,但個中滋味,知者自知。由于政治品格和關鍵時刻的所作所為形成的強烈對比,造成兩人后半生際遇迥異,使得本來可以相提并論的胡耀邦和肖華,讓人們忘記兩人曾有的相似之處。這里比較兩人,因為他們都從思想未成熟的少年就加入中共革命,在通常所說的革命大家庭里度過大半人生,在參加中共革命的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義,兩人的巨大反差,代表當初懷著純真理想的革命者后來不同的人生軌跡。

鄧小平與胡耀邦、李先念

眾所周知,胡耀邦出名是在文革后。其實,1975年,胡耀邦經葉劍英、鄧小平推薦在擔任中科院領導人期間的“百日維新”,就讓他聲名鵲起。這就是至今還被中科院老人們傳為美談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爐子)”。雖然胡耀邦在中科院僅僅工作120天,就隨著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但他的工作贏得了知識界的好感。更重要的是他在此期間的敢作敢為,為文革后受到鄧、葉的重用打下基礎。

胡耀邦和鄧小平

文革結束不久,葉劍英在努力讓鄧小平復出的同時,1977年3月,把曾與華國鋒共過事、也有好感的胡耀邦推薦到中央黨校擔任副校長(華國鋒兼任校長,汪東興兼任第一副校長)。在這個中共的理論大本營里,胡耀邦創辦《理論動態》,由于言語大膽,被譽為“新時期的《新青年》雜志”。

1977年12月,葉劍英、鄧小平和陳云三位中央副主席合力趕走當時保守的組織部部長郭玉峰,由胡耀邦接替。從此,胡耀邦以極大的勇氣和大量的精力,大規模地開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按后來歷史學者的統計,當時我們國家的領導人當中,被立案審查的占總數17.5%。每100名部長和省長當中,有75人被立案審查。下層官員和百姓的冤假錯案就更多,有300多萬件。受到牽連者數以千萬計。在那些日子里,黨中央給200多萬個走資派平反,給552877個“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給440萬個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摘了帽子,給70多萬工商業者恢復了勞動者身份。而且不僅解決十年文革中的各種冤假錯案,還把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以至建國以前的大量冤假錯案都加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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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將《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組織修改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理論動態》上發表,5月11日在《光明日報》上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將之全文公開,到了5月12日,《人民日報》轉載,新華社亦將此文通電全國。再過一天,全國的報紙和電臺鋪天蓋地,到處都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此全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最終否定“兩個凡是”提供理論基礎,掃清改革最大的思想障礙。

雖然此后胡耀邦仕途一路平坦,直至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但這兩年才是胡耀邦人生最為輝煌的時期。

1980年2月,胡耀邦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1年6月,在政治局的排名躍居第一,取代了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老資格的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曾在女兒面前有些憤憤不平:“我當了二十多年中組部部長,結果進了監獄;胡耀邦才當了一年,卻進了政治局!”不過他有件事沒有比較:胡耀邦在部長任內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那二十年加在一起做的事情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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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耀邦在黨內的資歷,按說是很難做到最高領導人的,他之所以能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應該有以下原因:

一、胡耀邦在擔任中組部部長期間,為上千萬的老干部、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平反冤假錯案,加上后來他發起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深受鄧、葉的賞識。雖然他只是執行者,但在當時社會贏得了很高的贊譽,挽回了中共在文革后陷入谷底的民意。由胡耀邦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有著廣泛的民意基礎。

二、隨著毛澤東去世,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被趕下(過敏癥)臺,飽受黨內一人專制之苦的中共元老們再也不能容忍歷史重演,集體共治是元老們的意愿。對于最高領導人的人選,由于中共多年來由毛一人專制,黨內無任何一個政治勢力能真正獨大,包括當時威望最高的葉劍英,而葉身體多病也無意愿。復出后的鄧小平雖然民望很高,但在黨內也受到其他勢力的牽制(華沒下(過敏癥)臺前,葉曾對熊向暉說過:小平這個人哪,不甘寂寞,擅權,他一出來就會喧賓奪主,就顯不出華主席來了。葉這句話應說出其他元老的感受),把理解他改革意圖、有著極強執行能力、為人正派的胡耀邦推到前臺也符合他的意愿。因此,在黨內各個勢力錯綜復雜、相互制衡的情況下,選擇在中央根基不深、各個方面都能接受的胡耀邦是最佳的選擇。

三、經過文革十年,中共元老們都年事已高,為保持中共執政的延續性,需要年輕的接班人,作為“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也正好適合,以后中共提出干部年輕化、培養“第三梯隊”,也是這個思想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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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中國政壇以鄧為主導,胡、趙為左膀右臂的“三駕馬車”格局形成。但胡、趙雖然名義為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但所受牽制不言而喻。有一個例子,有次陳云為某事要求胡召開常委會,胡應承后請示鄧,鄧說不用開。最后當然要聽鄧的,但又不免得罪陳。兩人當時的環境可見一斑(胡任黨的最高領導人,據說是陳提的名。而胡確實符合陳所標榜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但后來胡下(過敏癥)臺,陳是大力主張者之一)。后來胡耀邦說,他只是在一個特殊的時期、走上一個特殊崗位上的、這么一個過渡性人物。只是那“過渡'的原因和方式,是他當初沒有想到的。

田紀云評價胡耀邦:“正因為他的一生體現了共產黨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產黨人的良心。”的確,這個評價恰如其分。胡耀邦的身上真正具備一般民眾心目中一個理想的共產黨員應該具有的所有品質:清廉樸素、公正剛直、無私無畏、思想開放、作風民主、平易近人、有錯即改,對人民發至肺腑的熱愛,對他人嬰兒般的坦誠。只是這樣具有理想政治品格的人,在特殊的政治體制下,“他官至黨的最高領導,卻始終沒有學會做官。他的理想主義太強烈,改革主張太急切,愛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曾與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共事的吳江評價胡:

一、寬厚有余、威重不足。

二、有開拓局面的雄心,而無控制局勢的魄力。

三、容易被人欺負,容易被人顛覆。

胡當時只是付之一笑,不料后來都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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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性格外向,活潑熱情,好動多言,喜怒形于色。在西方社會或許被認為是領導人的魅力,但在中國,這種性格與謹言慎行、不露聲色、胸有城府的官場風格不符,因此被黨內某些人譏為“作為國家領導,不夠穩重”,“經常從椅子上跳起來,猴子屁股坐不住”。

不可否認,胡耀邦也有弱點,常興之所起,不免言多必失,鄧多次批評胡處事不持重(據說毛在延安時期,評價胡“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如當年訪問日本時,沖動之下,胡耀邦沒有考慮當時的國力,邀請日本三萬青年訪華,最后只好改為三千人。而當時經濟世界第二的日本后來僅邀請中國幾百人訪日。在經濟上有時急于求成。如在當時經濟薄弱的情況下,倡導高消費,又倡導國人改變飲食結構,變食糧為吃肉為主。當然,在總設計師所說“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初期,失誤也是難免。

這些在以后在胡耀邦下(過敏癥)臺時,成為黨內一些人攻擊他的理由,但這都不是胡下(過敏癥)臺的主要原因。胡耀邦認為經濟改革開放的同時,必須對政治等體制同步改革,并且從黨內政治民主做起。1979年,胡曾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提倡對知識分子的寬容,重視個人的思想自由和獨立精神。在他下(過敏癥)臺前不久,親自主持制定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主要的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來中央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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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的主張與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鄧發生分歧,鄧多次指責胡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在1983年鄧發起所謂反對精神污染的風潮中,兩人之間分歧越來越大。1985年,胡接受香港《百姓》雜志總編陸鏗訪談時言語不慎,訪談內容后在境外發表。鄧看了認為十分出格,非常惱火,這兩件事使鄧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鄧已準備在十三大上通過正常程序將胡換掉,但1986年12月爆發學(過敏癥)潮,鄧將學(過敏癥)潮的責任歸結到胡的身上。1987年1月,胡只能被迫辭職。此時,距葉劍英剛去世幾個月。據說后來胡感嘆:“當時葉帥不在了,老帥講一句,可能就不是那個樣子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胡耀邦真誠地以為原來毛澤東提出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終于可以實現了。然而現實又一次教訓了他。正如楊西光所說:“耀邦太天真了。”后來,胡耀邦對著來訪的人自省:“平生真誠有余,老練不足。”

下(過敏癥)臺后,胡耀邦相反民望高漲,為他自己始料不及。羅瑞卿生前的秘書王仲方為胡耀邦分析:“你當總書記時,也不是沒有缺點和失誤,黨內外對你也不是沒有意見。但是,讓你下(過敏癥)臺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黨內外,以至國外,對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認為1987年你下(過敏癥)臺,最大的損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損害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樹立起來的黨的形象。黨并不如領導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黨的生活,特別是領導層的政治生活已經正常了,倒是使黨內外沉重地看到,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陰影似乎又重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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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病逝。他的去世被利用,成為一場風波的緣由。此后一段時期,胡耀邦成為媒體的禁忌。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而按照慣例,只在百周年誕辰時才紀念已故領導人,在90周年的時候紀念胡耀邦,耐人尋味。以后公開紀念胡耀邦的文章才多了起來,當然都不提及那場風波。

胡的繼任者因為胡的前轍,曾為政治體制改革向鄧探底,鄧當時意見是:一、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二、可以開放報禁,允許發表對領導人的批評意見,但是批評一定要合法;三、絕不能搞“三權分立”。這就是鄧的底線。不過至今政治體制改革也沒有推動。

近來總理多次發表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言論,在國內主要媒體都沒被轉述。體制的頑固性即使如總理,也很難改變。但正如胡耀邦所說:“我們的歷史是光明的,還是陰暗的,是光彩的,還是不光彩的,每個在臺上的人,都要經受檢驗。歷史是混不過去的。”

2010年4月15日,溫家寶總理在胡耀邦逝世21周年紀念日當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再回興義憶耀邦》,懷念當年陪同胡耀邦考察貴州等地的經過,讓一般民眾了解到他與胡耀邦的淵源。其實不止溫總,還有胡總。1981年9月,胡錦濤在中央黨校青干班學習時,結識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兩人志趣相投。后來胡錦濤被胡德平帶到家里,拜訪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大胡和小胡的第一次談話就相當融洽。此后,胡錦濤又幾次拜訪。胡錦濤對胡耀邦一直懷有知遇之恩。《亞洲周刊》曾透露,1993年4月15日清晨7點多,胡錦濤來到江西共青城的胡耀邦陵園,在墓前肅立良久,突然大聲呼喊道:“總書記,今天我是來還愿的!”要知道當時的政治環境,一般前往吊唁的人都不敢再稱呼胡耀邦為“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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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墓碑,墓碑上的少先隊隊徽、共青團團徽、共產黨黨徽,代表他一生政治生命的三個階段

胡耀邦說過兩句話,讓人難以忘懷:

一是1979年,時任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淚說:“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準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

二是胡耀邦下(過敏癥)臺后,有一次和胡啟立談到黨內腐敗,有些激動。胡耀邦走了幾步若有所思,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來神色凝重對胡啟立說:“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共產黨人絕不可以魚肉百姓啊!”

這是一個擔任過執政黨最高領導人的肺腑之言,而且他一直到死都致力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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